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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國家密集出臺了很多政策，影響了很多公司的股價，也影響了很多行業。
先是打擊虛擬幣、基金抱團股，后是老生常談的房地產、大張旗鼓地反壟斷，再是教育、醫療以及鼓勵三胎。好多行業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打擊，甚至被“團滅”，市場但見一片哀鴻。再疊加這兩年的疫情影響，很多業者很悲觀，不知道向何處去，不知道下一步會如何。
中國的強勢崛起，疊加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這兩年的國際局勢極其復雜。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新的選擇。疫情只是導火索，根子還在經濟。
疫情讓過去的強勢國家無暇多顧，不得不先下功夫解決各自國內的問題，也讓過去的各種聯盟出現了松動和變數。正如偉人的《持久戰》所闡述，疫情防控也將是人類的持久戰，但由此為中國打開了戰略空間。
這段時間，對國內的改革來說，卻是很好的窗口期。
這兩年國家做了很多大事，完成了很多過去想做但沒有時間和機會做的事，其中就包括一些敏感和影響較大的領域影響深遠的改革。
表面上看，這些改革只是對實現的應對策略。所以，有人說是因為人口數據悲觀，由此引發與三胎關聯的政策，譬如房價、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有人說是因為疫情導致了對未來不確定性判斷而做出的應對準備；也有人說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發生了變化。
筆者以為這都是表象，根本是回歸本源、矯枉過正。
近二十多年全球經濟蓬勃發展，尤其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由此帶來的繁榮漸漸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勤奮的實體經濟陷入衰退、生存困難，而壟斷性商業和資本控制的游戲卻賺得盆滿缽滿；名義上的個人財富在增長，但實質上的中產階級卻在不斷消失；收入變得多了，但成年人的焦慮卻在不斷增加，幸福感、獲得感乏善可陳。
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老子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余。
這些年中國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先富起來的政策激發了各個層面的熱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走上了快車道。各個行業都涌現出來了一時風云人物，以及驚天動地的大牛企業和商業故事。這其實只是歷史的進程，是在中國高速發展中誕生的副產品。
路走了久了，會忘記為什么出發。原本的經濟，是產品與服務和貨幣之間的交易總和，宏觀上解決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流動，微觀上解決的是需求和供給的問題。但隨著這些年的高速增長，卻逐漸演變成了強勢資本的工具和游戲。
于是乎，真實的產品和服務成了等下品，而各種薅羊毛、割韭菜的邏輯卻堂而皇之地登上舞臺，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成了主流，社會的階層流動陷入停滯。長此以往，必然會引發經濟衰退和潛在的諸多社會問題。
經濟發展必然會產生浮躁和泡沫，本無可厚非，市場經濟自有市場調節。但是每一次的調節背后，都是一場深重的全民災難。所以，提前釋放經濟調整的破壞性能量，讓市場可以承受、能夠自然化解，自然是最好的方式。這也是一百多年前偉人們的夢想。
人之道催化了中國經濟，也為中國崛起鋪墊了物質基礎。天之道也將踏上既定的節拍，將為中國崛起鑄就精神底座。先富帶動后富，已經正式走到了經濟發展的前臺。
例如提升初次分配比例，必然會讓勞動力價格上升，限制大平臺的獲利方式，淘汰或升級某些低效率企業甚至行業；協調第二次分配，必然要解決諸如房產稅、遺產稅、個人所得稅等遺留問題，拉通地域間的經濟交流與互通，統籌配置相對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大第三次分配，必然會更加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重塑社會價值觀念......
例如教育公平問題，必然會遏止資本對教育的挾制，打壓學區房、打擊校外補課，同時為天資優異者提供出頭展現的通道；就業和再就業的壓力，也必然會調整高等院校的設置，解決高考的差異化與統一性的矛盾，持續提升個體素質和職業能力......
例如對于不平衡的問題，必然會推動金融體系的自我改造而回歸實業，調節行業勞動薪酬以減小收入差距，提供給農村及欠發達地區更多的機會；對于不充分的問題，必然會從供給側入手來淘汰落后產能，進而升級產業、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提升高端制造業的地位......
例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必然會控制房價過快增長、增加廉租房和安居房供給，也會促進一般性消費產品的快速迭代和成長，還會打擊醫療行業的個別暴利現狀。如果放開去思考，諸如特色餐飲和文化旅游等能夠滿足更大面積人群幸福感的消費，都將獲得支持......
當然，對于有能力消費的人群，也將推動產生更多高附加值的產品，以促使財富的良性流動。只不過這些東西要盡可能在中國做，最好是中國貨。
中國崛起在即，必然還會有很多問題，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在公平之下兼顧效率，企業的發展機會就在眼前，都寫在文件中。
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連創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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